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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名校到硅谷，何如佳的创业路径看起来是成功的典型，抓住疫情机遇，在美国创立了远程医疗公司，靠ADHD药物三年内规模达到一亿美元。但互联网思维下被过度“优化”的诊疗过程，不但带来药物滥用的危险，也让这个年轻的创业者走向了残酷的结局。

　　12月16日，美国旧金山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了一家当地的远程医疗公司Done，这条消息被太平洋的另一端关注到，是因为它的创始人何如佳(Ruthia He)是一名34岁的中国女性。一个月前，Done的首席执行官何如佳和临床负责人戴维·布劳迪(David Brody)已经被裁定有罪，他们被判合谋分发管制药物罪和合谋实施医疗欺诈罪，以及四项分发管制药品罪，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检察官指控他们以按月付费续订的方式给患者开具处方，提供大约4000万份阿得拉(Adderall)等高度成瘾药物。

　　身着绿色外套的何如佳(中)与Done的资深医生David Brody(右三)和财务主管M.J. Chey(最右)一起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要求DEA允许临床医生继续在网上开具管制药物处方。(图源：华尔街日报)

　　Done成立于2019年底，主要为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患者提供在线诊断和药物治疗。在美国，用于治疗ADHD的阿得拉、唯稳思(Vyvanse)、(Ritalin)等处方都被列为二级管制药品。同属这类药品的还有阿片类止痛药如羟考酮、芬太尼、可卡因等，它们属于具有高度滥用潜力的药物，“使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或生理依赖”。根据《联邦受控物质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CSA)规定，二类药物的处方必须由美国缉毒局(DEA)注册执业的专业人员开具，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药房，并且每次续药必须开具新处方。

　　美国ADHD患者对诊断的需求具有非常可观的市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24年的报告称，美国有超过1500万成年人患有ADHD。2020年3月，由于新冠疫情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政府放宽了所有二级受管制物质的相关规定，可以远程为患者开具阿得拉等二级管制药品的处方，无需线下面对面就诊。同时在许多州，执业护士也允许开管制药物。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Done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短短两年就成为了提供ADHD远程诊疗服务的头部公司之一，在线快速提供诊断和处方。截至2023年5月，Done拥有超过六万名患者。它的早期投资者包括戴维·萨克斯(David O. Sacks)共同创立的风司，他去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为首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

　　美国缉毒局的全国数据表明，自这些新型公司开始在线开处方以来，美国药品销售量激增。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以阿得拉为代表的处方销售量比2020年增加了1.5吨。根据临床研究与技术公司IQVIA的数据，2021年处方超过4100万份，比2019年疫情前增加了近16%。这些数据受到了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等美国媒体的关注，并提出质疑：在线上开ADHD药物，是不是过于“方便”了?

　　2022年5月，一家名为Cerebral的公司因涉嫌违反《联邦受控物质法》受到联邦调查，为了配合调查表示不再为ADHD开具处方，与联邦法院部分达成和解，另一家类似的初创公司Ahead也在当年4月关闭。Done成为了此后仍在提供服务ADHD处方服务的远程医疗公司之一，还接收了来自前竞争对手的患者。但此后，部分大型连锁药店宣布不再接受Cerebral和Done开具的管制药品处方。

　　在《华尔街日报》发布多篇关于Done的相关报道后，美国司法部也于2022年秋天对Done展开调查。但根据媒体报道，何如佳的行动并没有配合联邦调查，并且公司状况也比Cerebral更加复杂。2021年秋天开始，何如佳在中国远程管理公司，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都增加了员工，并且中国员工更习惯于用微信进行沟通，这对运营情况的调查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由于美国绿卡即将到期，何如佳在2022年返回美国。2023年2月，何如佳订了一趟去往香港的单程航班，此时正处于联邦调查期间，FBI人员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拦住了她。何如佳用Facebook录制视频直播了她当时的遭遇，探员向她出示对手机的搜查令，并要求她联系自己的律师，但何如佳强调自己有录制视频的权利。她最终没有登上去往香港的飞机。

　　2024年6月，何如佳被逮捕，被监禁了三个月后获释，在加州的一栋出租屋里进行居家软禁并且由两名警卫全天看守。法庭证据认为，自Done成立以来，已向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实体公司转账660万美元。检察官表示，何如佳和Done中国团队负责人王跃(Yue Wang 音)的短信交流中，还曾谈到逃离美国，开设外国账户以及哪些国家有引渡条约。这些行为及她将公司业务转移至中国的做法，导致她另被判一条合谋妨碍司法罪。

　　Done被指控是一家规模达1亿美元的“药丸工厂”(pill-mill)，为患者违规开具阿得拉等。今年10月的法庭上，司法部检察官提出了被告涉嫌违法的动机：何如佳想通过扩大Done的用户订阅，赚更多的钱同时吸引投资，从而成为一家估值达到十亿美元的科技独角兽公司，而布劳迪则是因为处于职业生涯末期，急需资金。11月美国司法部的新闻发布中指出，他们为了让续费会员能够使用保险购买阿得拉，合谋提交虚假申请欺诈保险机构，导致Medicare、Medicaid 以及商业保险公司合计支付超1400万美元。

　　何如佳方的律师却讲了另一种故事。代理律师称，何如佳的目标是“为那些被现有医疗体系辜负的ADHD患者创造一种替代方案”。同时，Done本身并不销售或者发放药品，“是一个将患者与医疗专业人士连接的平台”，没有从制药公司或药房获利。患者的治疗方案取决于在Done供职的医生和执业护士，至于他们如何诊断，开什么药，Done和何如佳都无权决定。

　　成立Done时何如佳只有28岁，从她的教育经历可以一窥她从小到大的优秀光环。何如佳高中就读于人大附中，大学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进入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她的早期实习履历包括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腾讯、知乎等。2014年起，何如佳入职Facebook担任了四年产品设计师，她曾是Facebook 前沿科技研究团队 Building 8的第一个设计师，据说办公位与扎克伯格只隔了几张桌子。根据媒体报道，Done的财务主管崔敏贞(M. J. Chey)是何如佳在北大的同学，她的父母正是韩国史上“最贵”离婚案的SK集团会长崔泰源和卢素英，外祖父是前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何如佳被捕一周后，崔敏贞曾将25万美元从美国账户转移到香港的新实体公司MakeBelieve Asia，用途是“开支”。

　　在互联网上还能找到何如佳的精英人生履历的零星痕迹。2017年的一次播客里，她分享了自己在当时的Facebook的工作经历，她主导交互设计，代表作是当时Facebook的独立照片分享应用软件Moment，这个软件在2015年推出，2019年因没有获得足够的用户而停止服务。但何如佳已经在2018年离开Facebook，运用自己在互联网产品的设计经验，开启了创业生涯。

　　何如佳的第一次创业尝试是一个名为Renaissance的音乐软件，用户可以在通过听音乐获得忠实度积分，并且用这些积分来兑换奖励，比如艺人录制的视频或者演唱会折扣。但由于营收问题，Renaissance在2020年宣布逐步停止运营，后续被其他音乐平台收购。何如佳在知乎专栏里记录了自己在这两年里经历的创业感悟，并且反思自己作为产品设计出身，没有对营收问题足够重视，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盈利。她认为即便是凭借热爱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往往也需要靠“一个已经非常明确的商业模式”来盈利。

　　媒体报道中提到Done的创始人何如佳，往往需要特别强调她没有任何医学相关的背景，她创办的健康公司沿用的是一套经典的“互联网模式”。这个模式如果套用在外卖和打车上我们就会非常熟悉，利用软件消除这类高需求服务中的“摩擦成本”，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但在ADHD治疗中，Done想要优化的是繁琐的诊断过程。想要通过正规的线下诊断，ADHD患者往往需要提前排队预约医生，再进行漫长的面诊，如要得到药品续方，则需要下个月重复这个流程。Done平台设计问卷评估和视频问诊，并将首次问诊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有时可能几分钟就更快地拿到处方，此外还提供药品的配送服务。

　　美国在2008年通过了《瑞恩·海特网上药店消费者保护法案》，规定在网络药房开具管制类药物处方时，必须至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诊疗。这项法案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因网购管制药而死亡的青少年。疫情期间，该法案有所松动，允许远程医疗公司通过网络面诊开方。但精神健康专家指出，Done平台的面诊时长设置过短，“30分钟内，你甚至只能勉强听清楚患者的主要诉求，更不用说完整了解病史了。”虽然针对成人ADHD的面诊时长没有统一标准，但2024年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iatry的研究表明，完整评估至少需要2小时或更长时间。

　　美国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及成人协会(CHADD)建议，全面评估应包括诊断访谈和其他心理障碍筛查，因为约三分之二的 ADHD 患者同时存在抑郁、焦虑等问题，ADHD 可能是这些问题的继发后果，误诊可能导致错误治疗方案。此外，美国缉毒局禁止二类管制药自动续方，必须凭医生开具的新处方才能继续拿药，CHADD同样强调随访面诊的重要性，医生需要监测药物副作用和患者生理指标，对用药剂量进行微调或增加其他干预措施。

　　何如佳被捕时，一名美国员工在公司Instagram账号上发了一条客户警告。

　　这些繁琐的诊断程序在Done的短视频广告中变得不再必要。在Done花费数百万美元投放的广告中，他们宣传进行1分钟的ADHD简单评估，吸引目标客户进行线上面诊;治疗ADHD的药物效果也看起来立竿见影，视频里一个年轻女性服用药物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上面配有文字注释，“注意力更集中、更好地管理时间、减少焦虑”。

　　这次何如佳似乎不再需要担忧盈利问题。由于阿得拉等管制药物通常需要每月续方，想要持续用药的患者则需要每月续费。Done的收费标准是首月299美元，后续每月79美元，包括“无忧续方”和医生答疑服务。但何如佳还想走得更远，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她鼓励员工积极运营，突破规则，还曾开玩笑称第一个因公司被逮捕的人，她会送一辆特斯拉作为奖励。

　　为了留住客户，Done采用的优化方式比较激进。2020年11月，Done 取消了要求患者每月参加随访以续方的规定，患者只需在线填写表单提交请求。公司在邮件中表示：“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也理解每月跟进随访非常困难，不利于ADHD患者。”2021年，Done当时的运营负责人威廉(T. J. William)曾经警告有患者为了骗取阿得拉用多个名字邮箱或者PS身份证件照片，建议公司开发工具识别客户。但三个月后威廉被解雇，何如佳告诉员工，他“不适合公司文化”。

　　同时，Done把更多的设计用在了推动医生开方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医生在Done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开方，每次约9美元，公司并不为视频问诊时长付费。一些Done平台的医生管理几千名患者，续药在45秒内就能完成，收入过万。2024年5月收入最高的是一位加州的护士，她管理超过三千名患者，月收入超四万美元。

　　Done在原有系统基础上还进一步提高了开方效率。根据媒体报道，团队曾推出一套新系统，如果在流程中某个处方在48小时内没有续药，则会被标为“紧急”进入其他医生能够续方的池子，让其他医生为患者续药，同时不需要告知原医生。部分医生认为，这套系统迫使他们不断开药，否则客户就会投诉或者取消服务，影响他们的评星和绩效。一位护士曾因不满这项制度而离职，“他们的政策是，要么开管制药，要么离开平台。”

　　何如佳本人拥有Done的几乎全部股份，媒体报道称，2022年底Done中国团队的员工已经边缘化美国公司员工，接管核心战略和运营业务。《华尔街日报》得到内部文件称，团队还曾提出两项更加激进的提议，一个是患者通过回复短信“Y”，就可以恢复已经取消的处方服务，吸引他们续订服务。另一个则是允许勾选过严重精神病史的用户重新进行筛查，“这些用户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但并不清楚这两项提案是否真正实施。

　　当互联网算法和一种具有成瘾性的药物结合，后果可能是难以预估的危险，但何如佳似乎并没有谨慎对待。庭审中，检方出示了何如佳与一名朋友的短信。在收到关于Done是“合法毒品贩子”的投诉后，何如佳在短信中写道：“大多数成功的公司都是从成瘾中获利的，比如 Facebook和TikTok。”

　　阿得拉在我国属于一类管制精神类药物，被严格禁止。它的主要成分是，与它有两字之差的甲基就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过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带来欣快感和专注力。但阿得拉的成瘾性远不及，甲基会反复极端地释放多巴胺，并且造成多巴胺神经末梢受损，对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而则更可控，将多巴胺提升至合适的水平，不会损伤神经回路。有学者研究认为，阿得拉等药物的成瘾性更多来自心理依赖，即对这种药物带来的专注高效的感觉成瘾。但滥用包括阿得拉在内的类药物都更容易诱发精神疾病。

　　对于ADHD治疗，详细的诊疗繁琐但必要，不当的阿得拉处方可能带来生命危险。2020年12月，一位29岁的洛杉矶男子哈兰·班德(Harlan Band)被室友发现死在家中，毒理报告显示，他体内含有、甲基、可卡因、、可待因及多种镇静剂。死亡直接原因是急性阿片类药物和可卡因中毒，但他的母亲认为，他是因为阿得拉的处方导致复吸。他曾靠Done的视频问诊开具阿得拉，并且得到了三次续方。他的确在儿时被诊断为ADHD，在重返大学校园后，他发现自己学习容易分心，所以希望借助药物帮助。但他没有透露自己有多年的药物滥用史，至少经历过七家戒毒中心，而阿得拉对这类患者的风险则是可能增加他们对这些药物的渴求。

　　负责会诊班德的是一位执业护士拉希米(Shabnam Rahimi)，她当时刚加入Done不久，她曾表示自己此前很少诊断ADHD患者。在为班德续方两天后，Done就因资质问题与拉希米终止了合同。根据加州法律要求，医生需要查询州数据库，了解患者以往的处方情况，Done的内部报告称，不清楚拉希米是否审查了数据库记录，拉希米则认为Done本身就应该检查处方数据库，不应该安排有药物滥用史的患者就诊。

　　韩剧《善意的战争》中，就读于首尔顶尖高中的女主角瑟琪靠吃“聪明药”维持第一名，这种的药物的原型就是用于治疗ADHD的专注达，剧中台词称“江南几乎找不到不吃这种药的学生。” 在美国，治疗ADHD更流行的药物就是阿得拉，2018年网飞纪录片《吃药了》(Take Your Pills)展现了蔓延在学生群体和各行各业中对阿得拉的需求。片中，一个刚上大学的学生惊讶地发现所有人都在吃阿得拉，“阿得拉和Instagram是完美学生的标配”。大三学生蕾说，自己见过有人在课堂上拿出药瓶把药递给身边的人，社交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学生的留言求买阿得拉，“我有时候会忘记这种药是非法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系主席安詹·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曾经开玩笑说，以前学生嗑药是为了逃避现实，但现在的学生却是为了专注于现实。另一类热衷于阿得拉的人群则是职场“卷王”，硅谷的软件工程师和投行的完美员工都可能依靠阿得拉凌晨奋战在工作中。纪录片中一位分析师表示，自己曾和另一位华尔街分析师靠着阿得拉两天半没有睡觉，将整理好的工作成果交给领导却被驳回。他第二天回到单位时得知，与他合作的那位分析师因为过度疲劳突发癫痫进了医院。他打电话慰问时，对方告诉他，父母想让自己辞职，觉得实在是够了，“但你能把这个文件发给我吗，上面要求处理。”

　　查特吉指出，ADHD是指人们很难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但人本身就容易分心，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什么该治、什么不该治就变得很模糊。” 服用ADHD药物后，有的人感到感到“一天过得很快”“我突然可以集中精神了，太爽了”“大脑活跃，身体充满活力”，家长们认为可以靠此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因此常常被称为“聪明药”。但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神经学教授玛莎·法拉(Martha Farah)实验发现，服用阿得拉和安慰剂的实验者在完成其他任务时并无区别，除了一个问题：服用的实验者普遍认为这种药增强了自己的认知能力。研究者认为，它并没有具体地提高智商，而是让服用者产生了一种“虚假的自信”，感觉自己表现得更好。

　　但即便是这种良好的感觉，也容易让人产生迷恋。《在上奔跑》(Running on Ritalin)一书的作者，儿科医生劳伦斯·迪勒(Lawrence Diller)指出，“阿片类处方药滥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但阿得拉就排在阿片类药物的后面。”美国缉毒局曾在2024年发出公开警告，阿得拉和其他处方的快速增长，显示出可能出现类似阿片类药物危机的迹象。

　　美国缉毒局前分流控制部门副助理局长 马修·斯特雷特(Matthew Strait)在一次线上研讨会上表示，阿得拉等与阿片类药物泛滥初期的情况有三点类似。首先，阿片类药物的流行来自于“疼痛治疗不足”的健康观念，而则是疫情后引发的心理健康危机。其次，滥用二者的不良人群都利用互联网满足自己的需求，Cerebral和Done等公司的广告推广给的需求者提供了便利，同时缩短流程促成了更多处方。最后，的制药商数量增加也导致竞争加剧，吸引更多人购买，“这是危机的一个标志。”

　　何如佳被判有罪后，Done却仍然在持续运营中，活跃着数万名用户。执法人员面临着两难的局面，既要保障患者正当的获得药品的途径，又要整肃药物的不当使用。在何如佳被捕不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就发布公共卫生警示，提醒如果Done患者失去药物获取途径，可能会转向更危险的假药。